刘英、石雨晨：“回归”抑或“转向”？——国外流动性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最新动向

摘  要：“流动性转向”在国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也引起中国学者的热切关注。学者纷纷撰文从地理学、旅游学等角度对其进行概述和评析，但仍有两个问题亟待探讨：其一是对流动性“转向”说与“回归”说之辩缺少回应，其二是对2014年之后的国外流动性研究最新进展未做及时跟踪和思考。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比新流动性范式与传统流动性研究的本质区别，论证流动性转向不是对传统流动性研究的回归，而是在流动性发展新形势下做出了重大突破，表现在以下方面：跨越宏观流动与微观流动、人类流动与非人类流动、虚拟流动与物理流动、社会流动性与空间流动性、流动性与不动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边界，形成跨学科、跨尺度的流动性研究。流动性研究最新动向包括流动性转型、流动性媒介、知识生产与流动性等。

关键词：流动性转向；流动性媒介；流动性转型；流行病传播；知识生产

对于流动性研究来说，2006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和米米·舍勒（Mimi Sheller）发表论文《新流动性范式》，文化地理学家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出版专著《现代西方世界的流动性》，学术杂志《流动性》（Mobilities）创刊号发行，这三个标志性事件拉开了流动性转向②的帷幕。自此，蓄势已久的流动性研究呈爆发式发展，研究成果集中涌现，研究中心相继建立，在英语国家和北欧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到2021年的15年间，不仅《流动性》杂志已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学刊之一，而且更多流动性研究杂志如《应用流动性》（Applied Mobilities）、《传播：流动性跨学科研究学刊》（Transfers：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ies Studies）等相继面世，为流动性研究热潮推波助澜。与此同时，麦克米伦等著名出版社推出数量可观、富有创见的专著和教材，其中引起较大反响的著作有：约翰·厄里的《超越社会的社会学：21世纪的流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2000）至今被引6650次，《流动性：交通和社会的新视角》（Mobilities：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port and Society， 2012）被引6060次，蒂姆·克雷斯韦尔的《现代西方世界的流动性》（On the Move：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2006）被引近4000次，皮特·阿迪（Peter Adey）的《流动性》（Mobility）第二版自2017年出版三年被引千余次。

如此蓬勃繁盛的流动性研究局面自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纷纷撰文从地理学、旅游学等角度对其进行概述和评析，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的真知灼见。纵览已有研究，依然有两个问题亟待探讨。其一是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对流动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此波流动性研究热潮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回归。而实际上，新流动性范式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做出了重大突破，呈现出“后学科”发展态势，但目前已有研究却对流动性“转向”说与“回归”说之辩缺少回应。其二是对2014年之后的国外流动性研究最新进展未做及时跟踪和思考，而近七年来的流动性研究前沿在迅速拓展和推进，相继提出流动性共享共治、流动性媒介与疾病传播、流动性转向与知识生产等崭新课题。

探讨上述两个问题对于认识流动性转向的创新意义、把握流动性研究的发展全貌、触摸流动性研究的时代脉搏、及时发现可资借鉴的启发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文重点对比新流动性范式与传统流动性研究的本质区别，突出“流动性转向”之创新要义，并对流动性研究的最新动向和趋势展开讨论。

一、系谱：转向之前的流动性研究

流动性本身并非今日世界的新鲜事物。从19世纪航海帝国到20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城市流动再到21世纪的全球贸易港口、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物流，物的流动和人的流动从古至今一直在发生，人们对流动性的关注从未缺席，但流动性研究却经历了在社会流动性和空间流动性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之间的摇摆。

在21世纪“流动性转向”之前，“流动性”一词主要出现在社会学文献中，通常是指“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即个体社会经济阶层的升降或社会群体集体地位的变化。虽然“社会流动性”在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但“空间流动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聚焦城市空间流动，并将人的流动和资本的流通提炼为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元素，为揭示城市新陈代谢运作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在承袭这一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城市迁入群体的居住流动性、城市居民和通勤者的日常流动性。这些早期社会学对流动性的探索虽然距今已百年之久，但其前瞻性的思想依然是21世纪可资汲取的理论资源。

遗憾的是，社会学对空间流动性的兴趣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发生中断，即使是原来专注于空间流动性的学者也转向高度专业化的量化研究，如制图和测量。社会学内部出现空间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研究彼此割裂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流动性研究进程。为突破困局，社会学家厄里首次尝试在旅游学领域探索人、物、信息、意象、资本的流动所产生的情感和心理社会影响，在1990年推出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经典著作《旅游者的凝视》（The Tourist Gaze）。之所以命名为“旅游者的凝视”，是因为该书以最早推出“跟团旅游”的铁路公司和托马斯库克旅行社为例，揭示视觉消费与流动性体验、铁路的兴起与旅游业的诞生、铁路发展与工人阶级流动性解放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流动性和空间流动性之间架起桥梁。

空间流动性再次回归社会学的视野中心，虽说厄里功不可没，但其大背景是席卷整个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空间转向”中，不仅移动和流动日益受到瞩目，而且空间、区域、尺度和地方等诸多空间概念也愈加显性。20世纪诸多重要思想家参与了空间话语的塑造：福柯（Michel Foucault）关注规训空间，德勒兹(Gilles L R Deleuze)提出平滑空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发现“时空压缩”，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聚焦劳动的空间分工。在《劳动的空间分工》（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1984）中，马西批判撒切尔政府的去工业化政策对英国北方城市和工业所造成的区域影响，开创性地揭示了资本在空间之间的流动会引起经济不平衡发展，在学术界影响深远。之后，马西在论述地方与全球化之间关系时正式提出“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概念：各个尺度（scale）的空间（地方、区域、国家）都不是隔绝独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构成关系空间，关系空间是资本流动、人口流动、思想流动的产物。

在空间转向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人文地理领域，流动性是交通地理和交通史的天然议题，这不仅因为交通本身关涉物理移动，而且交通地理对移动及其地理意义的敏感是其学科属性使然，如戈茨（Andrew R Goetz）将“交通地理”的定义为：“致力于分析和阐释人和物的移动和互动，以及移动网络的位置、结构、环境和发展”的学科。交通地理在空间流动性研究方面虽然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同社会学一样，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如日中天的交通地理迎来一场量化革命，转向网络分析和机械建模，以实证主义方式分析“理性移动人”这一与“理性经济人”相对应的概念。相对于理性经济人基于产品和服务成本做出经济决策最优化，理性移动人则基于交通成本做出交通决策。这种做法虽然在技术层面看似科学，但“一味陷入网络分析和机械建模的狭隘眼界”，导致交通地理与社会经济政治严重脱节，其影响和地位也急转直下。交通地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兴，突出表现是《交通地理学刊》（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创刊后从每年4期增至6期，这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关注到日常通勤的种族差异和性别差异；二是质性研究抬头，比如通过采访、旅行日志、纪录片等方式对交通治理进行研究。

与人文地理一样，人类学对流动性的研究也历史悠久。早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人类学就认识到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与跨国文化传播的关联。北美人类学奠基人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曾前往巴芬岛对因纽特人进行田野研究，提出迁徙是文化变化的起因。与此同时，欧洲功能主义人类学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1915—1916年间到特罗布里恩群岛（the Trobriand）进行田野调查，开启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田野工作模式，将流动和迁移作为民族志研究实践的核心。20世纪的人类学对流动性研究贡献斐然，但仍存在三大局限：一是坚信地方文化稳定论和本真论；二是研究局限于游牧民族和宗教朝拜等活动，忽视日常生活中的流动性；三是传统人类学大部分基于同质性和连续性模型，其所折射出的定居主义思维过于强调地域边界的辖域化。然而，全球化跨国流动和身份去域化对传统人类学提出了挑战。传统人类学推崇在某一地进行浸入式长期观察，这种认识论基于的假设是这个地方是封闭自足的世界。全球化跨边界流动一方面使传统人类学面对各地之间的种种关联性和互联性失去有效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催生新的范式转型。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20世纪社会学、人文地理、人类学等学科对流动性的研究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和积累，对流动性的认识不断深入，也使流动性研究的轮廓逐渐清晰，为21世纪“流动性转向”的崛起做好了铺垫和积蓄了力量。

二、转向：新流动性范式之新

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八章“对于危机的回应”中指出，新理论和新范式的提出是对理论危机的回应。21世纪以来，移动技术与交通智能化、国际化物流设施与服务、物理移动与数字通信的相互交织等流动性创新不仅促使新的世界秩序形成，而且改变了日常生活方式、情感交流方式、政治传播方式等。流动性新现象和新发展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对既有流动性研究方法和概念提出挑战，使其失去了有效的阐释力，为流动性研究范式的推陈出新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以厄里、舍勒和克雷斯韦尔等为代表的学者积极开辟新思路，探索新视角，开启了“流动性转向”。

厄里以“平行线”与“相交线”的区别形容“转向”前后的差异：“所谓‘流动性转向’，是将原来独立进行的两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对旅行、交通和通信进行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时空分析。转向之前，各学科对流动性的研究是平行线，转向之后是相交线。”舍勒在2014年对此进一步明确：新流动性范式不是对之前流动性相关研究的简单回归，而是对原来分散在各个领域的对流动性进行的碎片式研究进行整合，在宏观与微观的流动、人类与非人类的流动、物理流动与虚拟流动、流动性与不动性的研究之间建立桥梁。

虽然“新流动性范式”和“流动性转向”的最初提出者是社会学家厄里，但新流动性范式早已溢出社会学领域而走向多学科联动。纵观近年来的流动性研究，呈现出以下八点“新”意。

第一，新流动性范式在关系空间中检视流动，在流动中检视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科学坚持“在场形而上学”，将研究局限于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但随着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想象性在场”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新流动性范式提出：社会生活既包括与“在场”他人的互动，也包括“想象在场”的互动。

第二，新流动性范式将“物”纳入研究视野。传统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生活通常是独立于“物”的纯社会领域。新流动性范式则认为：社会生活的构成是异质的，异质包括“物”，比如那些直接或间接促进或阻碍人、物、信息等流动的“自然”或“技术”。“物”本身可以移动，“物”助“人”移动，也移动其他“物”，有些“物”的移动意味着“人”可以不动，或者“人”与“物”同时移动，因此社会科学应将“物”纳入研究范围。

第三，新流动性范式检视多种流动性的集合：（1）人的身体移动：出于工作、休闲、家庭生活、迁徙、逃离等目的进行的移动；（2）物的物理移动：物在生产者、消费者和零售商之间的移动以及礼物的接收和发送；（3）想象的旅行：视觉媒体上出现的人和地方的移动；（4）实时虚拟旅行：借助数字媒体超越地理和社会距离的移动；（5）通信旅行：通过短信、信件、电话、传真等进行的信息流动。较之传统社会科学仅仅聚焦上述五种流动性中的一种或两种，新流动性范式则强调物理移动（movement），信息、资本和思想的流动（flow）和流通（circulation）等多种流动性的组合和集合，共同创造和维持了跨越距离的社会关联。

第四，基于上述多种流动性的结合，新流动性范式提出“流动性系统”，认为流动性在系统中发生并通过系统而组织。这些流动性系统通过各种基础设施影响着人、物和信息以不同速度、在不同空间范围的流通。现代社会最强大的流动性系统是汽车流动性，汽车、公路、司机、乘客、加油站、采油、汽车文化等形成一个社会—经济—物质相互依赖的系统。以此类推，火车和飞机也形成了火车流动性系统、飞机流动性系统等。“每一个社会有一种主导流动性系统，多种流动性系统相互适应，共同演进，此消彼长”。

第五，新流动性范式关注“不动性”系统，包括公路、车站、机场、码头等“不动”的大型停泊场所。“不动性”系统是流动性赖以发生的平台，例如航空的发展离不开航空城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撑。受行动者—网络理论启发，新流动性研究尤其重视这些辅助流动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

第六，新流动性范式借助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概念研究日常空间实践中相互交叉的关系、流通和传播，尤其强调“网络资本”（network capital）Anthony Elliott & John Urry， Mobile Lives， Routledge， 2010， pp10-11.的重要性。网络资本指的是获取以下元素的能力、潜力和程度：出行所需要的护照、签证、金钱、资格等；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远方的工作伙伴、朋友、家庭成员），通信设备和移动数据使用权，安全、稳妥的聚会场所，技术系统使用权（汽车、燃料、电梯、飞机、火车、电话、电子邮件等）。

第七，新流动性范式重视流动性的表征、流动性话语对流动性实践的影响。“表征赋予流动性的含义影响着人们的流动性体验；反之，流动性的表征基于流动性实践和流动性的具身体验”。

第八，新流动性范式重视流动性的非表征（non representational）和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追踪移动的、身体的、非表征的、操演性的、即兴的活动，描述流动主体与空间、地方、景观或环境之间的互动，采用跟行研究、跟骑研究、移动定位研究、数字意象的视觉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情感的生物感应分析等方式，揭示流动过程中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和日常关系。

三、动向：流动性研究的最新议题

（一）流动性转型

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已经成为温室效应的主要元凶，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AR5）：“1970年以来温室气体排放翻了一番，其中80%来自于公路车辆。”面对这一问题，大部分研究将减排低碳、技术变革作为主要解决方案。然而，仅仅依靠技术不仅可能导致反生产力，而且从环境正义角度来看，单纯强调碳排放有可能忽视权力的结构性失衡。因此，舍勒和厄里提出将“流动性转型”作为流动性研究的新目标。

在“流动性转型”提出之前，“短缺”逻辑和节俭话语长期占据流动性公共政策的主导地位。“短缺”逻辑认为，当前世界能源短缺、空间短缺（行人空间、停车空间、居住空间等）。基于“短缺”逻辑，节俭流动性逻辑建议：减少流动，减少公路空间、鼓励骑车上班或在家办公，建议政府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外包给私人企业，或者容纳弹性交通服务（如Uber）。然而，节俭流动性逻辑在执行中却出现矛盾：一方面，各国都支持推行更健康的出行方式，比如以步行和骑车替代汽车流动性；另一方面，各国政府的政策却鼓励流动性消费，大力兴建公路，刺激汽车消费和出口石油等。此外，节俭流动性逻辑还暴露出对高碳流动性负面后果的归责问题。

针对节俭逻辑存在的种种问题，安娜·尼古拉耶娃（Anna Nikolaeva）等学者在2019年《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TIBG）发表论文《共享共治流动性：走向流动性的新政治》，提出共享共治流动性逻辑。该研究对包括巴西、加拿大、智利、荷兰、新西兰、挪威、新加坡、英国等14个国家流动性转型的国家政策和地方项目进行了比较分析。共享财产和共同财富是从霍布斯到马克思一直致力探讨的话题，为流动性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该论文基于之前的理论积淀，将共享共治思想拓展到流动性的治理和管理。

《共享共治流动性》一文基于流动性三要素（物理流动、流动性价值和流动性实践）提出流动性共享逻辑。首先，“流动性价值”指的是社会行动者重新思考流动的社会影响、流动的价值和意义。论文以一个自下而上的社区民间自行车骑行项目为例，展示如何通过鼓励骑行改变流动的社会意义。该项目组织社区集体骑行，并使用智能手机APP记录骑行里数，积分用于收集捐款，善款用于建设当地图书馆、修建社区步道、为社区植树或为残障人士购买自行车等公益项目。参与这个项目既是骑行者送给自己也是赠送社会的一份礼物：骑行不仅使自己强身健体，而且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总之，这个骑行项目既鼓励了绿色流动，倡导了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又提升了社区的宜居性，使流动超越了功利价值，赋予流动以公益的社会价值。

其次，“共享共治流动性实践”采用公众参与式决策模型，实现流动性实践的共同管理。以1996年智利政府在首都圣地亚哥特许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为例，该项目采用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由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与服务。该项目在立项初期遭到公众反对，反对者认为高速公路的选址有可能破坏自然公园和历史遗迹，侵占公共空间。该项目最终听取了公众意见，重新规划路线，虽然，承建公司因此损失600万智利比索，但开创了公众参与流动性管理新模式，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流动性转型。

以共享流动性作为流动性转型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其他代表作包括2019年出版的《智能交通体系的治理：走向共享、自动、电动和集成流动性的新型组织结构》（The Governance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Systems：Towards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ared， Automated， Electric and Integrated Mobility）以及2020年出版的《共享流动性在当代城市中的作用》（The Role of Sharing Mobi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ities）。前者通过一系列世界范围的案例研究，对智能交通系统的治理方法进行了综合评述，指出：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系统发生了巨大转变，对新的治理结构提出要求。后者从多学科角度分析共享流动性在城市地区产生的影响，指出共享流动性与数字技术、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主张协调地方交通政策与国家规制框架之间的平衡。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流动性转型要求人们超越技术中心主义，重新思考流动性的意义，充分认识到流动性不仅涉及个体自由，而且关乎集体福祉，以共享共治流动性塑造新的流动性实践，有助于开发更公平、更绿色、更智能的流动性，建立包容开放、合作治理的社会。

（二）流动性媒介——以流行病传播为例

流动引起某物的传播和传递的过程被称为“扩散”或“传播”（diffusion），Peter Adey， Mobility， New York：Routledge， 2017， p244.“传播”需要媒介（mediation）。在《流动性》中，皮特·阿迪列举了流动性媒介的几大类型，包括交通流动性（如火车、汽车和飞机）、流动性基础设施、移动辅助工具以及移动设备等。流动性媒介既包括实现物理流动的基础设施与工具，也包括实现虚拟流动的通信技术与网络，正是这两者的相互辅助、彼此促进，构成卡斯特尔所提出的“网络社会”。

由于网络社会的高度连通性，传播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结果，非人类因素的流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传播的内容、速度和范围，比如流行病在全球网络中的传播。SARS、埃博拉、新冠肺炎等流行病的传播和扩散促使流动性研究者开始重视流行病的流动性媒介。流行病传播中最常见的流动性媒介主要是流动人员，但流行病的暴发不仅源于人的短距离空间流动，其传播与防控效果也受到大众交通、信息通信等其他非人类流动性媒介的影响。鉴于此，上述流动性媒介均为流动性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首先，人员流动是流行病传播的关键，针对此，运用医学、人口学、交通地理学、信息技术等跨学科方法对人员流动建模成为高效精准地预测或评估流行病传播情况的重要途径。皮昂特（Ana Pastore y Piontti）等人在2019年出版的《绘制下一次大流行病》（Charting the Next Pandemic）一书中提出“全球流行病与流动性”框架，即GLEAM框架（Global Epidemic and Mobility Framework）。该框架主要整合了流行病模型、流动性数据和人口地区三个数据层，从而对全球性传染疾病进行现实模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员流动建模更是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克莱默（Moritz U G Kraemer）研究组基于实时流动性数据，结合当地人员旅行记录和人口学特征，研究中国的人员流动与控制措施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效果，研究显示：控制人口流动对遏制疫情初期传播尤其有效。随着全球疫情防控逐渐深入，埃尔南德斯-奥拉洛（Enrique Hernández Orallo）等人的研究提出利用建模来评估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风险，在广场和地铁站获取流动人员热度图，从而帮助卫生当局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计划，以减少传播风险。

其次，公路、铁路、航线等所构成的交通网络是人/物流动和社交的重要媒介之一，因此对交通网络的监测可有效提升疫情防控效果。古斯塔夫森（Kyle B Gustafson）基于分数阶扩散方程研究疾病传播动力学的时空特征，将美国航空旅行网络的流动性连通可视化。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导致传染病扩散的空间分布特征与高密度、大流量航空网络有关，而且人员的长距离移动为疫情防控增加极大难度。不仅如此，疫情期间日常生活中的短距离流动也有规律可循。博尔科夫斯基（Przemysaw Borkowski）等人对波兰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人群进行走访和建模，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早期不同人群均减少了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时间，并认为收集并统计疫情不同阶段的出行数据有助于掌握特殊时期的人员流动性模式。

再次，作为流动性媒介的信息通信在疾病传播的控制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社交媒体所提供的数据拥有传统通话记录所没有的公开性和高分辨度，更有利于了解人口在疫情期间的流动性。尤达克（Raja Jurdak）研究组利用社交媒体的定位功能，认为推特（Twitter）上的地理标记有助于研究人员捕捉到人类活动的丰富特征，例如个体移动轨道的多样性以及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流动模式，因此推特一类的社交媒体网络可以成为跟踪和预测人口流动的有效媒介，从而在疾病预测中得以应用。伦卡（Vardhman Lunkar）研究组则是通过脸书（Facebook）的大数据观察并分析了意大利全国封城期间不同区域民众的流动性动态和空间分布，并提出了疫情期间的人员流动模式对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潜在影响。

库伯（Melinda Cooper）指出，“21世纪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新病原体不仅跨国界传播，而且跨物种传播”，因此研究流行病传播中的流动性媒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对流行病，对不同的流动性媒介都需要对“症”下“药”，才能尽最大可能支持科学研发和社会服务，为人类与社会健康防患未然。

（三）流动性转向与知识生产

全球流动性增强极大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模式。以《知识的流动性》（Mobilities of Knowledge，2017）、《十字路口的国别研究：流动性转向之后的知识生产》（Area Studies at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 2015）等为代表的新近研究成果探讨流动性对于知识生产所发挥的“发电机”作用，以及流动性转向对跨境教育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等领域的启发和影响。

《知识的流动性》基于厄里、克雷斯韦尔、阿迪、梅里曼（Peter Merriman）等学者的流动性理论，致力于探讨三个问题：地理流动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不同类型的知识在个体、机构和地方之间如何传播？知识在流动过程中是否被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所改变？针对以上问题，该书认为：学术流动性增强与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变革有关，学者的空间流动使他们获得新的经验和概念，并在此启发下对既有学科叙事进行批判性审视，从而实现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知识在传播过程中被改变的程度取决于知识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具体兴趣、技能以及环境，比如在国际大都市这样的“流动的空间”和知识聚集的枢纽空间，知识的流动更加便利。

在高等教育方面，跨国跨境合作办学、大学的海外分校模式等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流动性，而且在线教学（如MOOC）增强了高等教育的跨空间流动性，使全球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的关系。《高等教育国际化：空间、网络和流动性理论视角下的分析》（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n Analysis through Spatial， Network， and Mobilities Theories， 2016）一书基于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提出：跨境教育和学术流动构成了知识“网络”，学生和教师的跨境跨国学术交流项目促进了在地方、国家、全球不同层面的跨空间尺度的、流动的、网络化的知识生产。另外，该书对跨国合作办学中形成的“第三空间”进行了探讨，“第三空间”激发的新知识是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跨国跨文化互动的结果。

除高等教育跨国流动之外，学者的国际流动和跨国研究合作日益成为学术工作的必要元素。学术界有着区别于其他职业领域的职业规则和晋级制度，学者的国际流动是增强其学术就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以往研究常常困扰于学者流动导致人才流失的问题，但新近流动性研究则呼吁走出零和博弈的误区，超越本地与全球的对立逻辑，从关注个体学者的流动，转向关注流动如何促进知识的生产、分享与传播。哈拉尔德·波德（Harald Bauder） 等对加拿大和德国的学者进行调研和访谈，得出结论：国际流动使学者能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工作环境和研究方法、研究团队，置身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学术环境。空间流动赋予了学者接触“他者”的机会，其适应新的学术环境的过程伴随着认知改变的过程，这种双重过程常常有助于学术突破和范式转型的知识生产。

全球流动增强对知识生产的另一个影响反映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传统区域研究旨在针对某一空间固定的地区进行信息和数据收集，建立关于该地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然而，这种封闭单一的区域研究已经受到全球流动性增强的挑战，今天的每个普通人都能深切感受到世界从未如此紧密相连，世界某一地方的事件会引发世界其他地区的一连串反应和后果。这些事件不仅仅是指战争的爆发，还包括疾病的传染、环境风险、恐怖行动等，例如，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大量涌入欧洲使其危机重重，新冠病毒的迅速传播与交通流动性和人口流动增强有密切关系。总之，各种流动挑战了以往的政治、文化、学科边界，新的跨学科、跨区域研究势在必行。

作为对此的回应，欧美国别区域研究采用“跨区域”（trans regional）、“跨国”（transnational）、“跨文化”（transcultural）、跨地方性（translocality）等“跨”视角和比较视角，对传统国别区域研究进行“去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重视和凸显跨越各种边界的“关联”（connections）。“跨区域”研究解构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对立，为传统国别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虽然上述各种“跨”研究在知识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跨”要把握“度”，始终牢记国别区域研究的根本还是“区域”和“国别”。为此，霍本（Vincent Houben）等学者提出“中程”（mid range）国别区域研究概念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这种研究方法分三步：情景分析（situation analysis）、翻译兼做比较（translation cum comparison）、中程理论概念形成。其中的“翻译”指的是本地视角与全球学术语言之间的协商，地方性的知识通过“翻译”走出“国别”或“区域”中心主义，实现知识的流动。因此，“中程”概念既基于地方性和差异性，又重视跨边界的关联性，为国别与区域研究提供了创新潜能，有助于更深入理解既“一体化”又“多中心”的世界。

四、结语

21世纪的“流动性转向”不是对之前流动性研究的回归，而是面对流动性新形势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转向，表现为从单纯研究人和物的流动，转向研究物理移动、数字移动、知识流动等多种流动的交织；从仅仅探讨实际发生的流动，拓展到潜在的流动、被阻的流动、被规训的流动；从对社会流动性和空间流动性的平行研究转向对两者的交叉研究。21世纪的流动性研究更趋向跨学科、跨尺度、应用型研究，以关系思维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宏观流动与微观流动之间、人类流动与非人类流动之间、虚拟流动与物理流动之间、社会流动性与空间流动性之间、流动性与不动性、交通地理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边界。近五年来，流动性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探索共享流动性、知识流动性、流动性服务、流动性正义等崭新课题，推出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流动性研究在研究流动的同时也实践着流动。

作者信息

刘英，1968年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雨晨，1994年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文章原载：“回归”抑或“转向”？——国外流动性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最新动向，《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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